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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著名的商號「大盛魁」,比胡雪岩還富,為何最終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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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講述的是清朝傳奇商號"大盛魁"的傳奇故事。

大盛魁的興衰,就是清朝從中期到晚期邊境貿易興衰的一部歷史。

大盛魁的興起

在從康熙二十七年開始,持續70餘年,歷經康雍乾三朝的清準戰爭中,清軍經常需要進入蒙古高原作戰。 這樣,隨軍的軍需供應就相當棘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康熙下詔允許漢族商人參與隨軍貿易:「至於隨軍貿易之人,固不可少,...... 准其貿易。 ”

當時,在於蒙古地區的貿易還是以物物交換為主,對漢商來說,利潤相當可觀,於是被稱為「旅蒙商」的商人們就迅速發展起來。

大盛魁的創始人們,正是隨軍進行貿易的旅蒙商人中的一員。

起初,大盛魁還不叫大盛魁。 它是由三個山西商人:王相卿、史大學、張傑開設的商號,名字叫做吉盛堂,總號設在烏里雅蘇台的清軍前營,並在歸化城和科布多有一個分號。

康熙末年,吉盛堂改名為大盛魁,並把總號也遷到了歸化城,著名的大盛魁的牌子開始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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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時期,準噶爾已經被打回了老家,無力再出兵進攻清朝。 朝廷不再需要商人隨軍供應軍需,但並沒有將其禁絕,反而逐漸放開限制,這有其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

為了對抗進入蒙古地區的俄國勢力,允許蒙古部族與商人交易,顯然有利於邊關地區的民心穩定。

而且,民間的貿易早已成為慣例,無法杜絕,同時朝廷也可以從中收取交易稅。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盛魁得以發展。 山西商人憑藉靈活的手腕和經濟頭腦,以買賣公道、注重信譽、服務周到著稱,大盛魁逐漸發展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商號。

它的生意,無所不包,從磚茶、綢缎、藥材到牲畜、皮毛應有盡有,號稱"集二十二省之奇貨",極盛時,在蒙古牧區市場佔據壟斷地位,大盛魁三年分紅一次,每股分紅可達一萬余兩白銀。

當時的歸綏城,商業貿易已很發達,城內也不止大盛魁一家獨大,至少還有元盛德、天義德、一善堂、三合永、慶中長、天裕德、大慶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出名的商號,其中大盛魁、元盛德和天義德是最有實力的三家,號稱"三大號"。

三家中,又以大盛魁最大。 全盛時期,它的資本達到白銀二千多萬兩,全國的員工有五六千人,各省都有分號,在歸化更是號稱"半個歸化城"。

以大盛魁為代表的三大號幾乎壟斷了漠北所有的商業貿易,蒙古的王公貴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們的債務人。

當時民間流傳著"大盛魁,上自綢缎,下至蔥蒜,無所不走"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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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城的城樓,始建於明隆慶六年

大盛魁與歸綏城

大盛魁能如此成功,與歸綏城有著重要的關係。 大盛魁的興起,伴隨著歸綏城的興起。

歸化城始建於明朝隆慶六年,由土默特部蒙古首領阿勒坦汗召集工匠所建,後金征服蒙古時,歸化城曾被焚,後來又重建。 乾隆四年,在歸化城外5公里處建新城,乾隆賜名"綏遠",新城舊城合稱為歸綏城。

清初,歸綏城因其在政治、軍事、民族、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成為旅蒙商聚集的主要地點之一,旅蒙商業得以迅速發展。

隨著貿易的火熱,一趟趟的往返不再能滿足旅蒙商們的需求,他們需要一個貨物中轉與集散地,固定性商業網點的出現成為必然。

位於西部重要交通樞紐位置的歸綏城,和張家口、多倫等城一起,受到朝廷許可,發展邊境商業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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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中國和俄國建立了貿易往來。

"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並許其貿易互市"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玄燁駐蹕歸化城時:

"外番貿易絡繹於此,而中外之貨亦畢集。"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他再次出巡,經過歸綏城時,已經看到:

"商賈叢集,馬駝甚多,其價亦賤。"

不過康熙朝還只是歸綏城繁榮的開始,在康熙五十四年,朝廷從歸綏城收取的貿易稅不過844兩,乾隆二十六年,已經上升到15000兩,再過42年的道光二十一年,達到了23000多兩,此後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一直維持在這個水準。

從歷年輸入俄國茶葉的數量,也可以清楚地體現歸綏城的貿易發展。 乾隆後期,出口的茶葉不過100萬斤,到了三十幾年後的道光年間,這個數字已經暴漲到700萬斤,高峰出現在鹹豐初期,達到了900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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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城的鼓樓

歸綏城的發展,有幾個時間段。

首先就是康熙年間的清準戰爭,隨軍旅蒙商帶來的貿易流動。

康熙三十年,漠北喀爾喀蒙古歸附清朝,康熙三十五年,朝廷正式下令開闢歸化城、張家口和多倫諾爾等幾個市場,商業城鎮開始出現,歸綏城開始興起。

其次是乾隆年間。 乾隆五十七年,和沙俄政府定約,重開邊市,歸化城更逐步發展成中俄貿易的中心。 在乾隆年間,歸綏城已經開始高速發展。

"乾隆五十七年又定約五條,開互市場於恰克圖。 自是蒙古沿邊貿易均歸化處。 俄人之至京貿易者亦取道於此。 ”

然後是鴉片戰爭之後到同治光緒交替時期。

鴉片戰爭后,國內矛盾開始突出,沙俄等勢力蠢蠢欲動,經濟手段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為了抵制國外勢力進入蒙古地區,清廷進一步放開了對當地的限制,有了政策支援,內地大量從商者湧來。 歸綏城隨之得到巨大發展,地位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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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城內延壽寺前的牌樓,氣勢巍峨

歸綏城連接著蒙古地區與內地聯絡的主要商路,在通往漠南、漠北、漠西,旅蒙商們都開闢出了商路。

這些商路,路途遙遠,商人們進行一趟貿易,往往需要成群結伴,互相照應。 同時漫長的貿易路線使得短時間內往返變得不可能,基於這樣的原因,在歸綏城裡除了貿易商戶,逐漸出現了滿足貿易需求的住宿、運輸、餐飲、錢莊等各種行業,進而出現了有能力整合這些體系的商號,也就逐漸發展出了大盛魁這樣的大商號。

隨著貿易的發展,大盛魁也越做越大,成為舉足輕重的大商號。

歸綏城和大盛魁的衰落

盛極一時的歸綏城和大盛魁,從清末開始衰落。

這是因為晚清以來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劇變。

從鴉片戰爭開始,大清在對外戰爭中一敗再敗,長期固步自封帶來的孱弱本質表現無餘。

隨著各種條約的簽訂,中國社會走向半殖民地化,地處北部邊陲的歸綏城,也成了俄國等國家不斷滲透,大肆傾銷工業品的物件。

西方國家從陸路和海路進入蒙古,特別是西伯利亞鐵路建成后,歸綏城商號傳統的駝隊等貿易方式難以跟鐵路競爭,貿易量下降,逐步失去了在蒙古市場上原有的地位。 而這種競爭,本身還是國家層面的經濟競爭,在清政府層面,無力遏制西方國家的貿易傾銷。

到了1892年左右,原本充斥著中國傳統商品的歸化城,已經出現大量俄國和其他國家商品,許多商品已被外國壟斷。

隨後,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外蒙古也宣佈獨立,貿易量更加銳減,大盛魁等這樣長期依靠對俄對蒙貿易賺取利潤的商號的市場進一步萎縮,逐漸陷入困境,先後關門歇業。

失去了商號,歸綏城也就失去了人口和經濟,自然也就失去了活力,這座因貿易而興盛的城鎮也和大盛魁一樣,在近代失去了它曾經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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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化城內的葯鋪

由盛轉衰的原因

歸化城和大盛魁所承載的,可以說是清朝一部邊境貿易史。 它們由盛轉衰的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從經營性質上來看,旅蒙商人的興盛伴隨著清朝的發展,本身就依託於清朝政府的行為而受益。

他們起家靠的是隨軍貿易,之後又得益於朝廷的政策取得了商業上的特許經營權,在地方上進行貿易,又離不開與當地蒙古王公貴族的利益交換,從本質上看,它的內核依託在皇權保護之下。

清朝長期在思想上的封閉,使得他們對外界的局勢變化毫無敏感度可言。 俄國十月革命、外蒙古獨立這樣的巨變,讓商號們在俄在蒙的資產、貨物被多次沒收,放出的貸款也無法收回,血本無歸。

僅大盛魁在科布多地區一次被宣佈無效的債權和被沒收的貨物價值就達到200-300萬兩銀子,這類損失直接導致了歸綏城內眾多商號的破產。

而他們一直以來依靠的清政府,這時自顧尚且不暇,更沒有精力和實力來為商戶們爭回利益,皇權之下的貿易,與大清朝廷一樣,變得越來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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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城的鼓樓

其次,還有商號們本身的問題。

從商號們自身來看,以大盛魁為代表的歸綏城眾商號雖然一度富得流油,但他們並沒有利用賺取的利潤向近代民族工商業進行轉變。

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導致了山西商人們發財后,選擇回鄉購置田產,擴建宅院,光宗耀祖,而不是把資本投入到近代民族工商業上,這是旅蒙商人們最終衰敗的自身根本。

兩百多年來,大盛魁等商號始終依靠的是傳統的貿易方式,在各個環節上都缺少進步,從商品的採購、運輸到終端的交易,與之前並無二致,成本居高不下。

而俄國利用西伯利亞鐵路,源源不斷把自己的貨物鋪到從蒙古到東北的市場,無論在運輸和採購上都遠遠較商號們便利,自然也就帶來了成本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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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遠城樓上,遠觀陰山腳下

成本上不佔優勢,商品本身也失去了優勢。

大盛魁等商號經營的貨物,長期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像傳統的棉紡織品、日用品、生活百貨等商品,與俄、英、美等工業化國家的商品相比,早就失去了競爭力,面對市場的變化,節節敗退。

國外資本的入侵不是一蹴而就,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也不是一天兩天能做到的事,大盛魁等商號的經營者墨守成規,沒能及時作出改變,改革舊有商業模式,眼光落後於時代。

他們的傳統貿易方式,在清朝的中央集權之下能得到很好的經營,一旦市場被打開,面對國際競爭,則毫無優勢可言,加上政治、社會等多方面的變革,歸綏城和大盛魁的衰敗,也就成為了必然。

放到今天來看,歸綏城和大盛魁的衰落同樣有啟發意義,經濟發展有其自身客觀規律,也受到多方面條件制約,如何順應時代發展,大盛魁的興衰對現代企業同樣意義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