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著名紅頂商人胡雪岩簡介,胡雪岩的生平事蹟介紹

2021-11-30 14:04  閱讀 100 次瀏覽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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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中國商人的財富偶像

1862年春天,左宗棠在浙西衢州府郊外設在關帝廟的行轅裡見到胡雪岩的第一面對後者肯定沒有什麼信任可言,眼前那個"瘦高個"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精明的"推銷員"。 他到浙江以來聽到戰事外最多的就是關於這位大名鼎鼎的"浙江候補道胡光墉"的議論,而且多數沒什麼好話,一些稟帖指出這個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富埒封君,為近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

但只是這一次會面似乎就讓左宗棠對胡雪岩的印象一舉改觀:"(左)欲加之罪,一見大加賞識,軍需之事,一以任之。" 胡雪岩早已為左準備好的20萬石米起了作用。 在清軍和太平軍歷時14年戰爭的最後階段,這一大份戰略物資的貢獻實在舉足輕重。

那天夜間行轅里發生在左和胡之間的對話,並沒有明確史料記載。 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紅頂商人》一書中用了很大篇幅,為它想像了一連串充滿中國式智慧的機警對話,來刻畫胡雪岩左右逢源的商人性格,以及兩個雄心勃勃的中國人如何在這次見面后一拍即合。 1862年,胡雪岩39歲,生意剛有起色; 比他大11歲的左宗棠也剛剛從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裡走出來獨挑大樑,他心懷大志,給朋友寫信都署名"署亮白"以自比"諸葛"。 二人在晚清歷史舞臺上的表演都才剛剛展開。

渲染這場會面的重要並不過分,它在某些方面的確深刻影響了晚清社會的走向。 它不僅將成就晚清一名重要官員政治生涯的高峰,這位"同治中興"的名臣在未來的仕途上因此有了"西征"這張輝煌而強大的政治底牌。 它也成就一位紅頂商人的財富生涯——左宗棠的能量和胡雪岩此前的政治後台王有齡不能同日而語,結識王有齡儘管使胡邁向了從事官辦買賣的第一步,但39歲以前的胡雪岩充其量還只是個地方政府的小幫辦,39歲以後,他得到了成為"國家生意"經紀人的機會,並一度成為壟斷者,他的個人資產在高峰期超過清政府國庫儲備金,達到白銀3000萬兩。

清代的"官商同盟"在有了"左胡"先例之後,接著很快就有李鴻章和盛宣懷這另一對搭檔。

由胡雪岩經辦的「西征借款」是清朝第一筆以「國債」面目出現的外債,它開創了地方臨時收入的新管道,這筆收入完全脫離中央集權財政系統的控制,給地方洋務運動和軍務提供了應急資金來源,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清政府建立在傳統財政體制上的經濟基礎。 財富重新分配,國家財產的式微和少數個人財富的崛起,是由此引發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重要主題之一。

1823年出生在安徽績溪縣十都湖裡村的胡光墉是家中長子,父親胡鹿泉(號芝田)是一個讀過些書的鄉村名士。 他家裡的幾畝田地只夠供給他和三個弟弟月喬、秋槎、鶴年的基本衣食,他沒有上過私塾,幼年所有教育來自他父親所學知識的傳承。 對他寄予厚望、希其「興吾家」、於上流社會贏得一席之地的父親,在他12歲時候就離開人世。 童年不幸的胡雪岩之後經由親戚推薦從「浙皖古道」南下至杭州「信和錢莊」當學徒,開始了奇跡般的經商生涯。 從錢莊的跑堂夥計,到那個時代里富可敵國的商人,他的興起由一系列混合在一起的個人神話和社會轉折所組成,這個傳奇里所體現的商業哲學和謀略技巧,在幾百年後那些白手起家渴望奇跡的創業者們看來,仍是最好的勵志故事。

胡雪岩所生活的1823~1885年歷經晚清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中國社會處於動蕩和崩潰的邊緣,挫敗感和謀求中興的希望交織,新舊因素並存,往後100年內活躍於中國歷史的各種力量都在此時陸續登臺亮相。

對付太平天國運動的軍費開支幾乎耗盡清政府國庫,危及國運存續的各方危機並沒有消退,長期以來"塞防論"和"海防論"之爭不僅是政治觀點和派系之爭,它的焦點更是那些中興官員們如何使用有限資金去解決更多的麻煩。 在鎮壓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叛亂中崛起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左宗棠,各自為政又互有合作,他們試圖振興國運,但短暫的"同治中興"始終是以昂貴的工業和軍事"實驗"為基礎。 在國力不濟的前提下,他們不得不藉助各種國內國外的商業勢力輔佐政治抱負,同時鞏固自己政治影響力的版圖。

另一方面,上海的外灘開始排滿新式銀行。 鴉片戰爭雖然開放了通商口岸,但它所帶來的商業效果卻使英國人和其他外國商人大失所望,他們發現資本對中國內地的滲透並不如想像那樣迅速而順利,強制性的條約特權本身不能把外國製成品直接送到中國人手裡,他們必須經由社會活動能力卓越的買辦人物之手,通過傳統商品流通管道,才能深入中國市場,他們開始加大投資力度,想方設法接洽上掌權者們, 簽下利潤更為豐厚的國家訂單。

一些長袖善舞的中國商人應運而生,穿梭於變革時代里交錯橫生的種種動機和需求之間,獵取需求縫隙中的暴利機遇,胡雪岩是他們中間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胡雪岩发迹和军火生意

胡雪岩的发迹一直缺少史料支持,普遍认为他受益于一位叫王有龄的官员。在王有龄任湖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开始代理湖州公库,在湖州办丝行,用湖州公库的现银扶助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湖丝运往杭州、上海,脱手变现,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从中不需要付任何利息。接着说服浙江巡抚黄宗汉入股开办药店,在各路运粮人员中安排承接供药业务,将药店快速发展起来。胡雪岩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就是会做生意”。

但以他一个钱庄伙计的身份如何结识上王有龄,史料上一直没有明确记载。高阳小说中以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将二者串联起来,认为,胡雪岩看中落魄的“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将来必有出头之日,挪用钱庄的500两银票给王作为北上“投供”加捐的原始金,自己被赶出钱庄。王有龄北上巧遇旧时好友、户部侍郎何桂清,在他帮助下获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实职,由此提携胡雪岩。这个充满想象成分的故事可能根据后来胡雪岩结交左宗棠的史料加工而成,虽然不足为信,但仅从那段史料推测,胡雪岩要结识王有龄,并不是件难事。

胡雪岩开始真正涉足商界的前期,重点一定放在金融生意而不是在实业上。在浙江海运局帮助王有龄筹办解运漕粮期间,胡雪岩利用海运局借支20万两白银,开办了“阜康钱庄”。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潘叔雅、关季重等人存在“阜康”的现银就达202万两;1864年清军攻陷杭州,将领把战争中抢掠的上百万两银子都存在胡雪岩处,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钱庄生意给胡雪岩更深远的影响,是它提供了胡雪岩和各类洋行以及洋行的中方买办人物结识的机会。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在相当长时间,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这些买办人物多半出自钱庄,通过他们,把产品输入内地,早期的财务关系,通常也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胡雪岩在认识左宗棠之前,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

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里。左宗棠曾谈及,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胡雪岩和洋行的关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创办,结识了洋员德克碑等。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都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

胡雪岩代办军火十分尽心,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复枪“万数千枝”,不但广为采购,且“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也由胡雪岩购置,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左宗棠曾称赞胡光墉“(镇压回民起义)前购之布鲁斯(即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

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1874年,“塞防”“海防”之争中的左胡之盟

1874年,清同治14年,胡雪岩创建杭州胡庆余堂。这是胡雪岩从金融涉足实业的第一步。

1874年,胡雪岩已经很富有了。他当时拥有的土地可能不下1万亩,他的“阜康钱庄”在京城仅列东四牌楼的“四大恒”恒利、恒和、恒兴、恒源四家钱庄之后,分支机构达到20多处,资产在2000万两以上。这一年胡雪岩给左宗棠办的最重要的一笔差,不仅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他与左的结盟更为牢靠。二人在随后的岁月里持续着这样互惠而有效率的合作。4年后,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的西征战事一结束,他被晋升二等侯,紧接着就向光绪皇帝要求给他的盟友以政治奖赏了。

这是左宗棠第三次为胡雪岩请赏,前两次分别是在同治五年十一月和同治十二年四月,胡光墉的官衔由认识左宗棠之前的“运使衔江西补用道”,提为“福建补用道,赏加按察使衔”(1864年)、“布政使衔(从二品)”(1866年)。1878年4月14日,左宗棠会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破格奖叙道员胡光墉”,历数他的功劳,计9款之多。

这一年,对左胡二人确实都至关重要。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1867年,原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投靠俄国。1870年,俄军占领伊犁。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的领土危机。1873年,左宗棠攻占肃州,最终镇压了回民的造反,长达20多年的内战结束。他建议清政府乘胜出兵西北,收复新疆。但1874年日本继两年前宣布琉球为其“内藩”之后于该年5月直接出兵登陆台湾,又直接引起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防御问题:“海防”。这一年,清廷内部出现了“塞防”和“海防”两派观点的激烈交锋,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李鸿章。

左宗棠于1874年11月上奏清廷,直接道出了海防对于西征协饷的影响:“甘饷日形支细,出关各军待用孔殷”,而“自福建筹办台防,沿海各省均以洋防为急,纷议停缓协饷”。1875年3月6日他又致信总理衙门:“现在用兵乏饷,指沿海各省协济为大宗,甘肃尤甚,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左进一步指出,如果沙俄不能逞志西北,那么其他各国就不至于构衅东南,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应当并重,而收复新疆则有燃眉之急。

左宗棠的论点显然更迎合当时朝廷的期望,但国库空虚的财政状况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同时打两场战争,塞防、海防之争的背后是清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分配给朝中哪一方政治势力的问题。西征军人数2万余,万里行军,费用浩大,西征军饷由西征粮台统筹外,还有伊犁军饷、塔里巴哈台军饷、乌鲁木齐军饷。张曜的嵩武军14营,每月应支净粮料43.695万斤,正杂饷银3.728万余两;宋庆的毅军马步队及长夫共9136余名,月需净粮料49.31万余斤,正杂饷银4.1万~4.2万余两;金顺一军马步20营,人数达1万以上,月饷、粮料又不知凡几。随着西征战事的展开,兵员不断增加。粮料的运输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每百斤自肃州至安西的运价高达11.7两,此外还有大量军衣、军械的添置以及欠饷的补发等等。另外,内战刚刚平息后的险象环生的内地局势,也是朝廷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大量遣撤清军、失败的起义士兵的安置难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内地异常窘困的形式下保证西征大军前线粮饷极为艰难。财政上能否保证就成为全盘关键。

左宗棠充满煽动性的政治观点能否兑现更需要现实可行性的支持,他显然必须自筹到相当大一部分西征军费。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已经反映出这场论争中清政府的倾向。

尽管这场左、李之争的表面始终没有浮现出胡光墉的身影,但左宗棠之所以敢于如此打保票,因为他在十余年的交往里对胡光墉的能力已经深信不疑,他把筹钱之事信任地交给了后者。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破产

胡雪岩的破产和他的政治后台左宗棠人到晚年实权旁落有关,也和胡庞大而单一的资本大厦有关。高阳在《胡雪岩传》的后记中说:“胡雪岩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力、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品。”虽然这种判断的史料依据不足,但后来盛宣怀和李鸿章的组合取代了前者则是事实。1883年以前,比胡雪岩年轻21岁的盛宣怀主持电报局,他不仅深得李鸿章的赏识,还注意联络和张之洞的密切关系,给张的大冶铁矿补足了不足的大半资金。这一年他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金洲矿款来资济他的电报事业,在李鸿章的力保下未被降职。

而此时的胡雪岩仍把他的生命和财富全都捆绑在他的6家海关银号,一连串的票号、钱庄,26家当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商号和上万亩土地上。他虽然是轮船招商局的发起人,却不愿意投资新式企业,一心坐庄生丝,宁肯把数百万现银砸在生丝投机上。

通商口岸的商业风气在变。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丝、茶出口旺盛,进口工业品增长缓慢,洋药(外国鸦片)又遭土药阻击,外贸基本顺差。进入80年代,中国正式被纳入世界经济分工。“熟货”(工业制成品)进口超过毒品,出口依旧是“生货”(初级产品),外贸转向长期逆差。江浙丝茧虽然向来是出口大宗,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却操纵在外国商人的手中。

1882年光绪八年,丝季伊始,人们估计收成近8万包,“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胡当即在江浙育蚕村镇广发定金,控制货源,他决定倾个人之财力和外资竞争。胡雪岩出资2000万派人手四处采购,买生丝1.4万包,要求其他丝商也跟进“然而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阴历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金嘉记等大字号破产。胡雪岩再想邀集商人将当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商屈服,结果无人响应,胡雪岩自己还在坚持。

1883年,中国丝又减产,估计只3.5万包。不幸的是,意大利丝再获丰收,加上人们担心胡的存货,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三个月。由于上海的银根一天天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11月下旬,他忍痛将生丝低价售与两家洋行,亏损150万两。胡雪岩为了挽回亏损,到上海做银钱投机生意,结果亏折400万两。

毁灭性的灾难还没有结束。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中国首次工业投资高潮。近20家新设的官督商办工矿企业来沪招股,外商也建立了15家工厂。股价一路走高,吸引大量的投机资金。1882年9月,股市涨到最高峰,危险也在酝酿。投资者将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户、钱庄都收进大量股票。

1883年,本来旧历年关结账时银根就趋紧,众多丝商又被困住,一旦有人因倒账抛售股票,股价无资金承接,必然大跌,引发新的倒账和抛售。到9、10月间,又逢时局不靖,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从钱庄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纷纷提现。在没有官方后台的支持下,胡雪岩独自承担大厦倾覆的结果。并且在胡雪岩囤丝资金短缺之时,“上海道邵小村(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錢莊逼賬「急如星火,滬上商局大震,凡往來莊款者皆岌岌可危; 雖有物可抵,有本可償,而提現不能。 錢莊之逼,一如倒賬"。 他的票號、錢莊遭到擠兌,阜康上海總號倒閉,接著各地的阜康錢莊紛紛倒閉。

胡雪岩的破產還直接危及不少官僚的利益,因「胡所倒約近千萬兩,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 據說,恭親王奕、協辦大學士文煜"皆折閱百余萬"。 清政府立即出面干預,戶部飛咨各省扣抵追查,各省開報胡光墉虧欠公款以及虧欠兩江與江海、江漢關採辦經費總計達240多萬兩。 胡雪岩本人被革去道員職銜,他的10多名妻妾大部分各自散去,一個傳奇巨商就這樣慘澹收場。 

(參考文獻:《左宗棠全集·奏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清代外債史資料》、《杭州府志》、《一士類稿·一士譚薈》、《異辭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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